崔自默

誰是作者﹖

　　一日﹐從書架上取出一本《石濤畫語錄》。此書我有若干個版本﹐而取下的這本﹐是1959年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的 。

　　該書封面有這些文字﹕“標點注譯､石濤畫語錄､道濟著､人民美術出版社”。是誰注譯的呢﹖翻開扉頁看﹐有“中國畫論叢書”和“俞劍華標點注譯”的字樣﹐才知道﹐原來是俞劍華先生的著作。

　　我忽然就想到一些問題。

　　以前人出書﹐雖然不比今人容易﹐但比今人要含蓄得多﹐謙虛得多。今人出書﹐出於各種原因﹐比如評職稱､掙稿費､撈名譽等等﹐書出的越多似乎就越有成就感﹐還惟恐別人不知道﹐到處送書給人求“指正”､“批評”､“一笑”。

　　這並不奇怪。

　　今人常也拿過現成的古籍來﹐或者標點一下﹐或者翻譯一下﹐或者整理一下﹐或者重編一下﹐水平當然有高有低。反正除了前人的一些集釋本外﹐今人的很多翻譯本我是不喜歡讀的。問題還不在此﹐我認為稀罕的是﹐今人在重新把古籍“收拾”一下後﹐竟然在書的封面上﹐略去古人的名字﹐替換上自己的大名。恕我記性不好﹐《日知錄》不是顧炎武著作嗎﹖怎麼是別的名字﹖翻開扉頁看﹐仍然沒有“顧炎武”三字。難道今人也寫了一本《日知錄》﹐與顧炎武著作重名﹖再回到封面細找﹐纔在旁邊發現有“名家名著導讀”的字樣﹐原來是古人著作的今人導讀本﹐還是叢書。

　　我想﹐如果希望突出今人的學術研究成果﹐這樣做仍然不是聰明的辦法。倘若仍把“顧炎武”本人的大名挂上﹐惟名是重者如本人﹐或許更願意買下一讀﹐因為《日知錄》畢竟是古典名著。說了半天﹐也許祇是封面設計者的一時疏忽﹐或者單純出于封面設計的版式需要﹐也未可知。舉此書為例﹐非有意也﹐祇是有緣偶然碰上。其實﹐此類圖書多得很﹐直讓今人納悶。好在古人已不在了﹐否則會有意見的。

　　出版叢書､套書﹐是當今出書的一個傾向﹐說是提高出書規模。據說這樣碼洋高﹐出版社效益好﹔還據說讀者喜歡買套書﹐擺在書架上整齊､壯觀。可是﹐叢書的好壞﹐還要依靠圖書本身說話﹐就像上面開頭說的《石濤畫語錄》﹐也是叢書﹐只是在扉頁上才標明﹐一點也不張揚､炫耀､邀賞。

　　手頭正在校閱關于《石濤畫語錄》的稿子﹐一畫章開篇有“太樸無法”四字﹐卻被錄入者誤作了“大補無法”。哈哈﹐古人講究“太樸”﹐今人知道“大補﹗”今人“大補”之法﹐多著呢﹗

　　“著作等身”辯

　　“著作等身”﹐似乎是個褒義詞。古來已有“文以載道”､“文章千古事”､“名豈文章著﹐官應老病休”（杜甫句）等等。著書立說﹐是公認的榮耀事。

　　書的價值﹐不在於其厚薄。《老子》五千言﹐“四書五經”也都不厚﹐誰敢懷疑它們的價值﹖遠的說著讓人不服氣﹐因為古人用竹木簡牘書寫﹐自然節約材料。那麼看近現代的。魯迅的《中國小說史略》不厚﹐劉師培的《中國中古文學史》也不厚﹐王國維的《人間詞話》也挺薄﹐但是誰能忽視它們的存在﹖古人知道節約材料﹐今人就不知道節約紙張﹖

　　以古人的高標準來嚴要求今人﹐當然荒唐﹐因為今人已不再用古文寫作﹐當然篇幅要長。這個道理我當然知道。還有﹐今天的報刊圖書太多﹐名家當然約稿的地方多﹐想簡約也來不及﹐況且稿費是以字數算的。還有﹐報紙版面那麼多﹐總得有文章填充吧。還有出版社﹐總得出書吧﹐不然那麼多編輯隊伍怎麼開支﹖還有印刷廠﹐不大批印書怎麼提高效益﹐怎麼養活那麼多職工﹖還有造紙廠﹐如果沒有印刷廠來拉紙﹐豈不停產﹐斷了財路﹖還有﹐要是造紙廠一休息﹐紙漿廠怎麼辦﹖

　　於是﹐倒了整片森林﹐勞了伐木工人﹐累了紙漿廠､造紙廠﹐忙了印刷廠﹐苦了出版社編輯。最后﹐從整體看﹐製造出大批垃圾。說實在話﹐那麼多圖書報刊﹐誰看得過來﹖那麼﹐有沒有合理一點的辦法呢﹖有﹐就像吃東西一樣﹐精一點﹐簡一點﹐大家都省勁。

　　《文心雕龍．物色篇》云﹕“物色雖繁﹐而析辭尚簡”。太對了﹗繁容易﹐簡卻難。如何在內涵豐贍的前提下﹐行文簡約､言簡意賅､要言不繁﹐是一種本事﹐可看見作者的水平。“心密語澄”﹐是劉勰描述文章“隱秀”的一種境界﹐只有辛苦地“熔裁”﹐提煉､升華､精練､濃縮﹐才能得到好東西。

　　張彥遠《曆代名畫記》論張吳之用筆有謂﹕“張､吳之妙﹐筆才一二﹐象已應焉﹔離披點畫﹐時見缺落﹐此雖筆不周而意周也。”“筆不周而意周”﹐更趨於化境､妙界。“言之無文﹐行而不遠”﹐操觚染翰者豈可不鑒﹖

　　再看“著作等身”問題。

　　之所以有“著作等身”這回事﹐有主觀因素﹐也有客觀因素。主觀上﹕一﹐思路不清晰﹐思維不成熟﹐思想不精湛﹐今天這麼想﹐明天那么說﹐版社要出書﹐如果出過去的經典圖書﹐就是重復選題﹔如果自己開發思路﹐那么多出版社﹐都要動腦子﹐談何容易﹖於是﹐大家瞄准已經出過很多書的名家名人﹐錦上添花﹐書上又摞上書﹐如此一往﹐不等身才怪呢……